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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慈善事业需要文化自觉

发布时间:2012/10/18 浏览次数:1636

 
发展慈善事业需要文化自觉

    不久前民政部长李立国在一个记者访谈中指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要解决五个关键问题: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推广现代慈善理念;二、完善政府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机制,增强发展合力;三、加大对慈善组织发展培育规范,提升它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四、加快完善慈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慈善事业发展环境;五、推动慈善事业人才队伍建设。部长提出的这五方面问题。仅是许多慈善事业需要解决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无论李部长的认识还是今天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我个人以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即我们的社会还应提升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文化自觉。
    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文化存在的慈善及其文化,对它的自觉认知,并非是转型中的中国现实特有的要求,也非处于后现代语境中应有的命题。对“慈善”及“慈善事业”的文化自觉,从某种角度上言,已成为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全面、健康、深入发展亟需重视、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上述李立国部长提出的五大关键问题,究其根源,还是由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社群的慈善文化意识、慈善价值理念的不同而致,一言以蔽之,即对慈善文化自觉,不足缺失文化自觉,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它的主要内涵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应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绝其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可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糠,加以吸收。”
    慈善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普世价值的承载者,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与积累,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古今中外,所有慈善事业的兴衰进退,无不源于、受制于慈善文化。因此,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不能不首先认识和确立慈善文化的应有地位,即树立慈善事业的文化自觉观。
    什么是慈善文化的自觉?我们以为对慈善的自觉就是慈善主体对慈善原则、慈善规范和慈善意义达到了自己认识、自己遵守、自己践行和自己评价的境界,也就是一个人不依赖于他人,不凭借于外力而能从精神和行为上体现“慈善”的本真意义与价值。我们需要全面认识慈善文化所包含的物化的创造,行为化的创造和纯粹的精神创造,并由表及里地多层面地构建慈善文化。
    显然,慈善文化建设如同所有文化建设一样,需要认识和分清其中物质与精神的不同及其关系。
    今天,由于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和全国各行各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快速发展,慈善成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一种有效形式,而被称为“第三次分配”。人们正在将慈善及其文化自觉作为一种认知、看待人或事物的视角和工具,越益显现其认识论的价值,一些学者还通过将慈善文化自觉精神融入社会价值建设,深化和充实它的内容体系与实践路径,从而推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
    慈善事业的文化自觉,既是一个理论概念,又是一个实践体系。从我省及全国各地趋势良好的慈善工作及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可以窥见慈善文化建设中满含对实践追求的理论探索。即使从创刊不久的《善行天下》中所登载有限的一些报道和文论,令人感到,今天的慈善工作,由点及面,由表及里,不仅彰显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的自我认识、各种文化间的相互关照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与共同使命的认知和追求,同时显示了我们慈善事业正进入一个逐步扩大、不断深化和升华的历史过程,令慈善文化饱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时代的价值指向。(详王文兵:《文化自觉:一个满含实践意向的理论概念》),《思想战线》,2008.4期)
我们陕西的慈善事业,始终将慈善文化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它所表现出的自主性、本土性、自觉性、多样性等等特点,恰好符合学者们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当然,有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建构价值观,对建立名实相符文化大国、文化强国所表露出的焦灼与迫切愿景那样,从总体上讲,我们的慈善文化建设同样也还面临构建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的时代任务。有媒体指出,作为大国的中国倘若无法孕育出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国族能否根基稳固,或将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而广泛认同的、包括慈善文化在内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孕育,如何提炼,如何实践,如果没有文化自觉--没有既来自个体的,也来自制度安排及其制定者的文化自觉,我们慈善事业的文化自信,势将日渐减弱,甚至消弥。
    西文中“慈善”(charity)解为“仁爱”、“基督之爱”、“为上帝而普爱众生”等,带有浓厚的宗教(基督教)色彩。从“慈善”的词根溯源,在早期的拉丁语及希腊语中,它最主要的意味是代表一种珍贵的情怀和高尚的行为,它与恩惠和感恩相联系。但不论在古希腊或古罗马,“慈善”从来不用以表达一个家庭(族)内的施惠关系,而只用以表达一个人对他家庭(家族)以外的他人所表达的善意行为。
    十九世纪前,随着“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兴起,济贫施药、养老育孤等此类事业逐渐由国家主办,而民间世俗所募集的资金更多关心公众的精神需求,同时,现代化所要求的政教分离趋势也使国家不便支持教会,民间世俗基金便成为宗教这一特殊“公共物品”的主要投资者。十九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资金)便逐渐退出传统慈善领域,即对特殊不幸者的施舍,而转向了对公共生活的关注,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更突出的是二十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
    从文献中可知,欧美社会在步入现代化的背景下,公益事业的组织基础逐渐由过去在“衙门+公司”之外的形形色色诸如宗族、部落、村庄、教会、帮会、行会等形式转为国家+市场(或政府+市场、国家+个人),其趋势是:从教会慈善向世俗控制转变。
    从父爱主义的福利形式向职业化管理与保险-融资体制过度;尤其是,从“救助个人的慈善”到“作为社会责任的慈善”和“作为道德责任的慈善”,最后到“福利国家中的慈善”的演变,以及从“近似原则”向“理性主义的福利主义”的发展。
    自二十世纪以来,欧美国家中大多数旧有形式的慈善逐渐终结,而为新型的志愿行动所代替,突出表现在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
    欧美福利国家制度常由“志愿行动”的努力来补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民间力量的志愿组织可能成为压力团体而对国家或政府构成“刺激、抑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志愿行动可以助国家和政府一臂之力。当然,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社会的志愿部门只有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它的确有利于一般的公民社会中的传统慈善。成熟的公民社会突出的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单个人,也不是隶属于皇权私和吏治下的权力组织中的人,而是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独立人格与个人权利。(详见秦晖:《从传统民间的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载《中国传统十轮》)
    今天,在中国慈善事业的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当如何作为?我个人初浅认为:
    一、需要对慈善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层面有充分、全面的认知,并取得共识。毋庸讳言,当下,中国已几乎成物的世界,“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同样浸润了慈善事业,以致难以摆脱唯募钱、募物为是的传统模式,其结果,使慈善、公益仍旧被看作是一种单方向的“赐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施”,而不可能将之形成社会“公共物品”的概念。这样,慈善活动必然会局限于狭小的群体,必然会宥于钱物往来的狭隘范围,难以挣脱施舍与被施舍关系所形成的一种人身依附纽带。
    让人尊严地生活,尊重人的人性、人格尊严和基本的生存正义,令人对自身的责任性、道德性、价值性、意义性与整体生存性的认知信赖,以及提升这两方面统一体的认识,恐怕应是我们研讨慈善文化建设的着力点,甚至是相当时期的重要任务。
    二、需要用力推动精英阶层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文化自觉。涵盖面日益扩大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理应积极担当起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设计者、安排者和践行者。他们理所当然地一应成为慈善公益事业中的智者、行者、使者。然而,许多事实表明,今天中国的从公务员、高级白领到大企业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似乎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实在品格,他们的心灵空间日益缩小,精英品质逐渐退化、异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再代表社会的良知,不再被视为社会道德理想的化身,他们因为占有权力、财富、话语权而常常居高临下,漠然一切。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更多在他们身上沉渣泛起,加速了社会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弥漫。由于缺失文化修养,无视文化担当,违背文化尊严的种种现象,已引起全社会的忧愤,以致有人提出拯救精英阶层的无奈呼吁:“不做甘地,至少要承担责任”。国内外不少事实表明,精英们的慈善自觉,正是高尚道德的最好榜样。
    三、中国的慈善、公益活动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近代已降,我们在慈善、公益事业现代化路程中所显现,所暴露出的精神性、灵魂性的东西,有不少是需要怀疑、批判和反省反思的。如何从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中的“人心自悟”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灵魂拯救”中吸取养料,如何尽力推动完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司法公正,让公民对行善和善行有明确的预期,实现“德不孤,必有邻”,以使慈善公益事业更加健康、快速、有效发展,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时代课题。我们要大力促进宗教力量有效进入慈善事业,为此,我们需要自觉地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思维,改造我们的文化,帮助我们从传统中走出来,达到理想的归宿,奉献我们应当追求而为社会所认可的价值理想,以此表明我们是慈善事业文化自觉的践行者。的确,要让慈善文化的自觉改变你我他,让慈善文化的自觉改变全社会。
    总之,对于人的养成和社会的和谐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慈善公益事业及其文化建设,在文化多元的当今世界与社会中,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对于使慈善工作更好符合于时代的共同要求,能够更加清醒、更加主动、更加有为开展慈善活动,对于能够积极对待世界慈善文化遗产、加强各国慈善文化交流,从而推进人类社会走向“天下大同”的美好境界,无疑是十分必要而又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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